近年来落马的贪官中，董社有的级别并不高，离“老虎”还差得远，或许只能算是“苍蝇”，他之所以能够上《检察日报》的“贪官榜”，主要是因为他的犯罪事实十分典型，对公职人员具有突出的教育警示作用。他被司法机关查处后，无比悔恨地说：“应该把那些行贿的老板都判刑，他们都是些害人精。”作为一名遭到行贿者“围猎”的贪官，董社有对行贿者充满切齿痛恨，对自己被“拉下水”倍感委屈的心态，在被惩处的贪官中也是比较普遍的。
对那些以金钱开道“围猎”官员的行贿者，不但被“拉下水”的董社有们痛恨不已，社会舆论也加大了口诛笔伐的力度。在不少人看来，在行贿人与受贿人这一对特殊关系中，行贿人往往是主动一方，如果没有行贿人向官员发起“围猎”，官员也就没有受贿的可能和机会。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，大多数官员原本都是好的，只因为行贿人手段太卑劣，“围猎”攻势太猛烈，一些官员才在稀里糊涂之间失守沦陷，他们的腐化堕落固然可耻，同时还有更多可怜的成分——原本是好端端的官员，不幸被不法分子的“糖弹”击中，成了行贿人的“猎物”，蜕变成了腐败分子，岂不可怜？
行贿人比受贿人更加主动，且更可耻可恨，然而两者最终承受的结果却不相同。受贿的官员以受贿罪被追究刑责，轻则被判三五年有期徒刑，重则被判无期徒刑直至死刑；行贿罪可判的处罚本来就比受贿罪轻，刑法又规定，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，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，一些行贿人正是利用这条规定，想办法使自己符合“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处罚”的条件，从而获得从轻处理。面对这种反差，别说那些受贿被判刑入狱的官员会感到不平衡，舆论也普遍认为法律对行贿人的处理过于宽宥，甚至客观上起到了纵容、鼓励行贿行为的作用。
不过，法律不只是要考虑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表面上的主次关系，法律更要考虑行贿人与受贿人内在的真实关系。实际上，在一个权力与市场有形无形紧密交织的社会中，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，不但能够帮他人办成许多事情，而且也不惮于主动向对方“邀约交易”，甚至故意刁难要挟以索取贿赂。以董社有为例，他最初的确是被几名做工程的老板“拉下水”的，但他在主动索贿方面也毫不含糊——不但长期“借用”商人的汽车无偿使用，还不时向他们发出“该送钱了”的暗示或提示，比如以孩子考上大学为名，主动向商人索要“盘缠”，对方给了5万元他还嫌少……这已不只是行贿者在“围猎”贪官，贪官反过来其实也是在“围猎”行贿者。
从根本上说，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对矛盾中，受贿人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，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一方如果没有受贿的可能，另一方就不会有行贿的意识，一方如果没有受贿的客观存在，另一方就不会有行贿的主观行动。所以，法律对受贿行为的惩处，必然要重于对行贿行为的处罚。去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（九），完善了行贿犯罪财产刑的规定，提高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（只有犯罪较轻，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，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，才可以免于处罚），并增加规定，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向其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，以行贿罪论处。新刑法加大了对行贿人的打击惩处力度，但行贿人受到的处罚仍然轻于受贿人，两者的轻重之别不应改变也不会改变。
行贿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的确是罪不可赦的“害人精”，但被“围猎”的官员也并不冤枉，他们一不留神就成了行贿人的“猎物”，三下两下就被“拉下水”去，他们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“害人精”——不但积极配合被“围猎”从而害了行贿者，进而害了市场秩序、政治生态和法治环境，最终也害了他们自己。被“围猎”的董社有们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却不知自己也是货真价实的施害者，岂不悲乎？